几年后，她赶到部队驻地沈阳，在新华书店托儿所当保育员，星期天，我们就可以团聚了。每逢星期天，我们有时坐在电影院里，有时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多半时间是漫步在大街上，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一次，她走累了，对我说：“咱们啥时候有间房子，坐在屋里说话，多好。”我模仿瓦西里的声音：“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没等我说完，她就笑开了，引得我也笑了。到了晚上分手时，我把她送到她们单位门口，她不肯进去，还要往回送我，快到我们单位了，我就说：“别送了，被同志们看见，会取笑咱们的。天黑了，我再送你回去吧。”她从不推辞，就是为了在一起多呆一会儿。有时这样我送她，她又送我，反复送好几回，直到她们单位快关门了，才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分手。她在新华书店机关学校学习文化很努力，很快从扫盲班毕业，升入小学班学习，后来我调离沈阳后，她就能给我写信了。

　　1955年，经批准她随军了，我们住在安东（丹东）市。1956年12月，我从石家庄步兵学校速成班毕业，分配到志愿军直属队工作后，她也随我入朝。1957年10月，为作撤军准备，将随军家属迁回国内志愿军眷属管理所，眷属管理所撤销时，又返回原籍家中。1958年10月，我们部队最后一批撤回国内，来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大工程之一的军事博物馆建设。1959年春，经批准她和大女儿随军来京落户。为了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她担负起操持家务、教育子女的重担。

　　我们有两个孩子是在北京生的。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在她生孩子时，不能雇人服侍，我请假照顾几天总是可以的吧，可是我连一天假也没多请。她出院后，都是自己在房檐底下做饭，连水都得自己担，却没有半句怨言。

　　1960年6月，她生第二个孩子，我把她送到医院以后，便把女儿送到了街道托儿所。接她出院那天，把她母子俩接回后，我把放在房檐底下做饭用的煤球炉子升着火，做锅小米粥，把水缸的水担满，稍作安排，就回部队了。第二天中午，利用午休时间，我骑自行车回家一趟，她见我的衬衣被汗水浸透，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再回去了。后来我晚上回去几次，她说我太累，家里的事她能料理，也不叫我再回去了。她惦念在托儿所的女儿，叫我星期天回去时，把女儿带回去，她要看看。星期六晚上，我把女儿带回，她见女儿眼睛红了，不禁流下泪来，再不叫往托儿所送了。当时我们住在买卖街11号，院门外就是一条不宽的单行路，白天从碧云寺下来的小轿车不断。女儿两岁，还不懂事，照顾她很费精力，我坚持要送往托儿所。她说：“女儿的眼睛都哭红了，送走我更惦念，比留在家里还费心。”坚持把女儿留在家里。每次我回去，都想帮她做些家务活，孩子的尿布一块也没让我洗过，不是先洗好了，就是藏起来，叫我找不到。1963年4月，生我们的小女儿时，住在西城区真武庙，离部队驻地很近，骑自行车10多分钟即到。虽然没请假专门在家照顾她，每晚都可以回家看看，不过，还得她自己在房檐底下做饭。好在大女儿能照看弟弟了，她还省点心。

　　1983年9月，我离休了。这回我有了时间，想担负起全部家务劳动，作为对她过去为家庭付出太多的一点补偿。我开始学做饭，洗衣服，拖地；她在岳各庄服装厂工作，上下班我用自行车接送。她退休以后，便和我争着干家务活。洗衣服，她先用手洗一遍，叫我再用洗衣机洗，说这样洗得干净；做馒头，非由她做不可，说她做的好吃；买菜，也一定要她去，说她会挑选，既好又便宜。理由还很充分，争不过她，我只好让步了。我自学日语，她积极支持。我每次要陪她去买菜，她总是说：“你在家学习吧，我自己去。”她知道我学习用磁带，每次去商场，都要问我要不要磁带。她自己买双袜子还要考虑再三，给我买录音机，几百元一台，先后买了三台。

　　我们虽然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婚后50多年间，生活一直是很和谐幸福的，真是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她41岁那年，因为一件家庭琐事，我俩口角了一次，这是婚后的第一次。此后，有时她就莫名其妙地和我生气，每次都是她拗不过我，主动和解，我们又和好如初。现在看来，那时一定是她的更年期，没有得到我的理解和谅解，给予呵护，给她安全度过更年期增加了阻力。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感内疚。

　　她退休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俩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不幸的是她于2000年4月，经解放军总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先后8次住院治疗，于同年12月29日凌晨，因脑干梗死离我而去，使我丧失了对她补偿回报的机会，我痛不欲生。

　　我初学打字，打这篇稿子时，几次被泪水模糊了视线，看不清键盘，只好停下来，洗把脸再接着打，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篇稿子打完了。感谢《同心刊》的《牵手岁月》征文，给我搭建一个回忆老伴的平台，使我有机会回忆“先结婚后恋爱”的生活，愧对老伴的心得到一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