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湖北省钟祥县胡集区白云乡石岩村，在抗战时期属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村里有座石岩寺，寺里有一所保级（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行政机构是县、乡、保、甲制）学校，教书先生叫刘光植，还有一名先生姓邱。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成员。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上学读书，每天放牛时就到学校窗外听他们讲课。久而久之，我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先生们也渐渐对我有了好感。有天下午，刘先生问我姓甚名谁。我告诉他：“我姓谢，母亲逃难时在一山洞里生的我，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山’。”他沉思片刻后说：“给你取个叫谢传兴的名字好吗？”我高兴极了，又蹦又跳地喊着：“我有名字啦！我有名字啦！”
      1942年我15岁了，刘先生见我忠厚老实，要我帮他送情报，我问是什么情报，他说：“不该问的不要问，情报比命更重要，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只要安全送到对方就行了。”他还告诉我接头暗号是：“双方以各自的姓分解成的名字（如胡字为古月，谢字为言身寸）对接。”
      我以卖柴做掩护，把情报装在一节洗干净的猪肠子里，然后藏在一桐劈了半头柴的缝里。从石岩寺到胡集街上有35里路，要经过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守的黄土包，大浴口和胡集街头三道关卡。
      第一次送情报过黄土包关卡时，一鬼子用三八大枪顶住我胸口问：“你的什么的干活？”“太军，我的卖柴的干活。”我答。我面黄肌瘦皮包骨，身上衣服能遮体的部分还没窟窿多，一双布鞋没后跟，脚趾都露在外面。旁边翻译见状，扒光我全身脏衣，把一担柴也散落一地进行检查。我人小胆子大，不惊不抖，神情自如。翻译乱翻了几下，在鬼子耳边嘀咕了几句后说：“鬼子叫你快快的开路开路”。随后给我写了一张“已检查”的纸条，此后这纸条成了我每次过关卡的“通行证”。
      我到胡集街上问了好几家饮食店老板要不要“古月”柴，他们都摇头不要。我又来到一家做糍粑的门前问：“师傅，你要古月柴么”。他说只要“言身寸”。他在收柴时我示意了一下眼色，他心知肚明，给了我两个糍粑充肌，又把一张纸条塞给我，再三嘱咐要安全的交给刘先生。后来我知道了做糍粑的人姓胡，每次接到我送的情报后就马上转送到街上一开药铺的老板，他们都是新四军抗日地下党单线联络的交通员，负责胡集、王家集、转头湾三个镇的情报传递。
      为防止敌人的检查，我经常变换藏情报的方式。有时藏在鞋帮里，有时藏在打湿了的衣领里或斗笠壳里。敌人见我经常挑柴去赶集，也放松了提防，检查也不太认真了。自1942年至日寇投降的三年时间里，我成功护送新四军抗日情报人员和情报35次之多，并做到了保密无误，为抗击日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