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银色经济实现乐老社会
来源: 临沂市基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15-09-25 11:59:58
银色经济是我国近两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产业的发展出现的新词汇。但是“银色经济”“银色社会”在早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却并不陌生。近日，杨燕绥教授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发表了《银色经济及其发展战略》一文，归纳了银色经济下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尤其强调在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尤其是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程度、社会企业的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上，需要我国提前做好相关战略部署。德日韩这三个在老龄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在这几方面的基本情况和政策内容，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
银色经济的构建最先谈到的一个数据就是经济发展速度，即年均GDP增长率。德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在二战前期的1932年。从1950年开始到1960年的近十年间，德国的年均GDP增长率除1958年外均远高于5%。而从1973年之后到1993年，除了1990年和1991年，其他年份远远低于5%。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之后其逐年下滑趋势更为明显。
日本在刚步入老龄化社会时年均GDP的增长率高达10.3%，但进入老龄社会日本年均GDP的增长率所占的比重仅为0.9%，到了2010年，日本的年均GDP的增长率为1.7%。韩国在2000年年均GDP的增长率为8.9%，而2015年则为2.97%，其增长的速度也在放缓。可以预测中国在城镇化逐渐接近尾声，进入到深度老龄社会，尤其是超级老龄社会后，经济发展速度将逐渐放缓。
再来回顾一下三国第三产业的变化，尤其是健康服务业的变化趋势。早在1900年，德国的老年护理成为正式职业。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深入，老年护理业迅速发展。德国在1994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立法，规定通过分层级的护理服务来保障老年人自由选择老年服务的种类。
日本在1994年的“新黄金计划”中明确强调，社会养老服务须坚持“普遍性、综合性以及社区化”的原则，一方面强调增加养老服务的供给量，改善有助于维持高龄者生活自理能力的服务；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并推动健康科学的研究与应用。在2000年，日本推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撬动了民营资本以及非营利企业进入养老市场，健康服务业得到极大发展。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从2006年开始，韩国实施电子福利券制度，其社会保障的政策导向从原来的以社会保险为主转向大力推进社会服务。2008年韩国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其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供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使得韩国的保健业以及社会服务行业的企业总数逐年递增。
银色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度高。特别强调社会企业，即非营利企业的参与度。德国于1970年社会企业的概念逐渐形成，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剩余转向投资于社区，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弥补公共需求的缺口。德国200余家社会企业中，在社会服务领域里的社会企业，与政府部门以及福利市场有较多的链接，这也是社会企业成立与永续经营的关键要素。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将相关政府职能交由非营利性的组织，到20世纪90年代，短短十年之间非营利组织的用语在日本已经普遍流行。日本实施《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通过建立认证体制和信息公开等制度，加强了民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赖。非营利组织法人的认证在非营利组织法实施之后的第一年内超过1000个，三年半内便超过7000个。另一方面，经认证的非营利组织法人中，截止到2003年，以保健、医疗、社会福利领域的最多，高达58.07%。
韩国为了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在劳动部下设“韩国社会企业振兴院”常设性组织，形成自上而下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局面。韩国政府于2006年制定《社会企业促进法》，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其目的就是扩大目前缺乏的社会服务及就业岗位，从而促进社会的整合和改善民众的生活品质。在韩国政府的努力下，社会企业从最初的50余家发展到现在的800余家。
德日韩三国虽然有着诸多的不同，但是其在应对人口老龄社会下所采用的思路一脉相通，证明银色经济下有一般性的规律可循。
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但我国在健康服务业、社会企业的发展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我国在服务业意识形态上的认识以及对岗位的重视程度、国家的引导力度上都有着很大的不足，对社会企业的发展更是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和主导。而这些行业需要在银色经济之下发展壮大，是无法另辟蹊径的。
我国在“补砖头”“补人头”等方面的工作仍然十分欠缺。银色经济中提出的“补砖头”即启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老龄科技和改善居住环境。“补人头”即政府补贴低收入老人购买服务。从“补砖头”的角度来看，我国在机构养老上既面临着床位空置率高，又面临着“一床难求”的尴尬局面，在政策引导、规范以及监督工作上还存在较大的漏洞。从“补人头”的角度看，我国尚没有作出统一的政策部署，各地出台的护理政策五花八门，难以看到政策的可持续性。要想平稳过渡到超级老龄社会，“补砖头”要切中要害，“补人头”要有统一规划。
银色经济的构建最先谈到的一个数据就是经济发展速度，即年均GDP增长率。德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在二战前期的1932年。从1950年开始到1960年的近十年间，德国的年均GDP增长率除1958年外均远高于5%。而从1973年之后到1993年，除了1990年和1991年，其他年份远远低于5%。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之后其逐年下滑趋势更为明显。
日本在刚步入老龄化社会时年均GDP的增长率高达10.3%，但进入老龄社会日本年均GDP的增长率所占的比重仅为0.9%，到了2010年，日本的年均GDP的增长率为1.7%。韩国在2000年年均GDP的增长率为8.9%，而2015年则为2.97%，其增长的速度也在放缓。可以预测中国在城镇化逐渐接近尾声，进入到深度老龄社会，尤其是超级老龄社会后，经济发展速度将逐渐放缓。
再来回顾一下三国第三产业的变化，尤其是健康服务业的变化趋势。早在1900年，德国的老年护理成为正式职业。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深入，老年护理业迅速发展。德国在1994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立法，规定通过分层级的护理服务来保障老年人自由选择老年服务的种类。
日本在1994年的“新黄金计划”中明确强调，社会养老服务须坚持“普遍性、综合性以及社区化”的原则，一方面强调增加养老服务的供给量，改善有助于维持高龄者生活自理能力的服务；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并推动健康科学的研究与应用。在2000年，日本推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撬动了民营资本以及非营利企业进入养老市场，健康服务业得到极大发展。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从2006年开始，韩国实施电子福利券制度，其社会保障的政策导向从原来的以社会保险为主转向大力推进社会服务。2008年韩国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其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供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使得韩国的保健业以及社会服务行业的企业总数逐年递增。
银色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度高。特别强调社会企业，即非营利企业的参与度。德国于1970年社会企业的概念逐渐形成，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剩余转向投资于社区，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弥补公共需求的缺口。德国200余家社会企业中，在社会服务领域里的社会企业，与政府部门以及福利市场有较多的链接，这也是社会企业成立与永续经营的关键要素。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将相关政府职能交由非营利性的组织，到20世纪90年代，短短十年之间非营利组织的用语在日本已经普遍流行。日本实施《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通过建立认证体制和信息公开等制度，加强了民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赖。非营利组织法人的认证在非营利组织法实施之后的第一年内超过1000个，三年半内便超过7000个。另一方面，经认证的非营利组织法人中，截止到2003年，以保健、医疗、社会福利领域的最多，高达58.07%。
韩国为了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在劳动部下设“韩国社会企业振兴院”常设性组织，形成自上而下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局面。韩国政府于2006年制定《社会企业促进法》，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其目的就是扩大目前缺乏的社会服务及就业岗位，从而促进社会的整合和改善民众的生活品质。在韩国政府的努力下，社会企业从最初的50余家发展到现在的800余家。
德日韩三国虽然有着诸多的不同，但是其在应对人口老龄社会下所采用的思路一脉相通，证明银色经济下有一般性的规律可循。
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但我国在健康服务业、社会企业的发展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我国在服务业意识形态上的认识以及对岗位的重视程度、国家的引导力度上都有着很大的不足，对社会企业的发展更是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和主导。而这些行业需要在银色经济之下发展壮大，是无法另辟蹊径的。
我国在“补砖头”“补人头”等方面的工作仍然十分欠缺。银色经济中提出的“补砖头”即启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老龄科技和改善居住环境。“补人头”即政府补贴低收入老人购买服务。从“补砖头”的角度来看，我国在机构养老上既面临着床位空置率高，又面临着“一床难求”的尴尬局面，在政策引导、规范以及监督工作上还存在较大的漏洞。从“补人头”的角度看，我国尚没有作出统一的政策部署，各地出台的护理政策五花八门，难以看到政策的可持续性。要想平稳过渡到超级老龄社会，“补砖头”要切中要害，“补人头”要有统一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