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策划 李耀东 　策划 郭萍 　撰文　郭萍 　沈婕 　张琳
      七十年前，苦难的中国，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英雄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在他们中间，有这样一群“白衣战士”，不怕重重困难，不惧流血牺牲，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有共赴国难的爱国华侨，更多的是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中华儿女。
      今时今日，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庄严时刻，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在残酷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几位老人，抚今追昔，寻觅其中的动人故事，用心体会他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救死扶伤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

张业胜：白求恩精神影响一生
      盛夏的北京，酷暑难耐，当记者在位于东城区的一座小楼见到张业胜老人时，他正用电脑写文章。
      张业胜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副院长，更让他引以为傲的身份是著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战友。“抗日战争时期，我跟着白求恩大夫冒着枪林弹雨救伤员；解放战争实践白求恩精神，创建了三所流动医院；新中国成立后宣传白求恩精神，筹建白求恩纪念馆；离休后研究白求恩精神，一手创办《白求恩通讯》……可以说，白求恩精神伴随了我的一生！”94岁高龄的张业胜，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回忆起与白求恩大夫并肩作战的岁月，他显得有些激动。
      1938年6月，在晋察冀军区卫生所担任卫生员的张业胜第一次见到白求恩：“他们一行牵着13头毛驴进了村，毛驴背上驮着医疗器械、药品、书籍和白求恩的全部家当。我们刚把东西从毛驴背上卸下来，就听到白求恩通过翻译请战聂荣臻司令马上给他分配任务。” 
      上级指定张业胜担任白求恩的司药，负责管理他带来的器械药品和国际援助的医疗物资。在张业胜的记忆里，白求恩是一个对工作要求近乎苛刻的人。当时的手术室设在普通农家的房间里，前线伤员多，每天他都要做手术，且成功率很高。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为见习的学员讲授医学知识，从手术准备、消毒、麻醉，甚至怎样持刀、缝合等都讲得十分清楚。不仅如此，看到伤员冻得发抖，白求恩就把自己的被子给伤员盖上；看到有医生给伤员上夹板的方法不正确，他会手把手地纠正。张业胜感慨地说：“正是他的严格要求，边区的医疗事业发展得很快。”
      张业胜回忆，白求恩在对陕甘宁边区的一些部队医院及休养所进行巡视后，萌生了创建一所模范医院为八路军培养医务干部的想法，并得到聂司令员的同意。在白求恩的提议下，模范医院建立了一整套登记、统计制度和治疗流程。全院医务人员六七十人，二百多名伤病员，每个人胸前都佩带着个人信息号证，各种治疗有条不紊。伤员多时，会请农村的义务护理员协助。白求恩高度赞赏这种军民合作，后来改名叫“军民共建医院”。
      然而，战争容不得一丝懈怠。没过多久，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出动了三万多人向我边区进行“扫荡”，矛头直指军区首脑机关和后方医院。我军主力为避其锋芒寻机歼敌，有计划地进行了转移，但敌人进村后烧杀抢掠，刚刚建起来的模范医院也被敌人付之一炬。白求恩在悲愤之余，发明了“马驮子流动医院”即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里面分许多格子，可装常用手术器械和各种药品，从马背上放下来就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手术台，收起来是一个小型流动医院，大大增强了场地转移的灵活性。
      1939年11月12日，张业胜听到了白求恩逝世的消息。17日，白求恩的遗体被护送到于家寨村，安详地睡在一副担架上——凹陷脱水的眼窝，长久未修整的胡须，憔悴发黑的面容。这是张业胜见到白求恩的最后一面，他含着眼泪，久久不愿离去。
      作为健在的为数不多的白求恩战友，张业胜认为将白求恩精神发扬光大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1982年离休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白求恩精神的研究中。在张老家里，有好几个资料柜和整理箱，里面装的都是关于白求恩的资料。张老还给记者拿出几大本自己有关白求恩精神的“研究成果”：从68岁开始练习小楷手写《白求恩简讯》，到80岁自学电脑录入，排版、复印、装订成册，再分送给战友和同事……26年，226期，这位老人以自己坚韧、执著的方式，诠释对战友的思念，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金星：延安“中央医院”过往事
74岁的金星精神头十足，一头短发梳得整齐利落，暗红色上衣衬出白皙的皮肤，举手投足间透着知性、优雅。1941年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的金星，其父金茂岳是该院著名的妇产科主任。她继承父业，1996年从北京世纪坛医院退休。她曾利用三年时间，寻访与延安中央医院有关的人和事。当记者问及中央医院的过往时，金老的话语变得坚定又充满力量。
      “1939年4月，在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及红军总部到达延安后的第二年，上级指派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外科专家何穆一起筹建中央医院，筹备经费只有5000元，地点定在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保育院之间的李家洼村一处向阳山坡上。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施工，一个有40多孔窑洞的医院建好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环境和设施十分简陋的中央医院不仅缺少医疗设备，甚至连手术缝合用的丝线都很短缺，大家只好把买来的棉线通过脱脂消毒后代用。没有正规的热水袋、灌肠器，就参照大医院的样式，找工匠用白铁皮制作，就连手术室的洗手桶，也是用几根绳子和铁丝自己设计制作的。”金老告诉记者。
      关于中央医院的命名有一段趣事。据金老介绍，医院最初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主席不同意这个院名，他说：“我看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1939年11月7日，中央医院正式成立，毛主席题写的院名高高悬挂。从此，延安的党中央机关和边区军民有了一所自己的医院。
      “当时中央医院仅有一台小型X光机，因缺少发电设备，平日只好搁置在那里，等病人凑够一定数量，医院才能向有关单位借来一台发电机，带动X光机进行拍片检查。药品更是极度匮乏，仅有少量的国外救济药和地下党从敌占区搞来的小批西药，医务人员上山采中草药是常事。医院无血库，抢救危重伤员时全靠医生和护士轮番献血。许多医疗器械无法做到一次性使用，每次手术后，护士都要立刻把器械上的血迹洗干净，消毒后擦干涂油，留着下次再用。”金老还向记者介绍了一个延安特色——医院的手术室建在窑洞里，虽说冬暖夏凉，但冬季给病人做手术，室温远远不够，于是通常要在手术前一晚生火，烧上一夜。前线来的伤员急需手术时，值班员就会迅速点燃五六盆木炭，待烧红无烟后再端入室内，医生们在炭火的映照下为伤员做手术。
      “医院的创建者们白手起家，在缺医少药、缺吃少穿的黄土高坡上建立了纪律严明、技术优良、操作正规、作风严谨的综合型医院。虽条件十分简陋，但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热情不减，并认真做到了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士每天用低度酒精给伤病员全身按摩两次，然后擦上滑石粉，避免长褥疮；产妇大小便后用温水局部冲洗，以免产后感染；护理早产儿没有保温箱，就用炒热的沙子装袋，放在婴儿身旁保温，用滴管一点一滴地喂奶水和葡萄糖水。”身为医生的金老感慨道，“这些细致入微的护理手段，在今天也很难做到。”
      抗战期间，延安中央医院共救治了13876名伤病员，先后举办了八期护士培训班，两期医生培训班，三期高级卫生干部进修班，培养出了大批医疗骨干。
 

董以惠：红十字医疗救护队救死扶伤
      94岁高龄的董以惠老人是中国红十字医疗救护队成员，如今和儿女在美国安享晚年，当我们发出采访邀约时，老人欣然接受。
      1937年，年仅16岁的董以惠在上海东南医院工作。“我在报上看到日寇寻衅滋事的‘七七事变’后，心中充满了愤恨，同学们都义愤填膺。当时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在我院号召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和同学们抱着‘宁做枪下鬼，不做亡国奴’的决心，毅然报了名。‘淞沪会战’打响后，红十字会通知我们立刻奔赴战区，开赴昆山。”董老回忆，“救护队到达昆山后驻扎在一个小学校内，并取名‘红十字会兵站医院’，直接收治战场上的伤病员，并进行止血、包扎等急救措施，当时子弹在脑袋上飞，大炮在耳边响，我们全然不顾。为避免伤员落在日军手中，红十字会组织伤兵转运，昆山一度成为伤兵转运的集散地。”
      随着上海沦陷和南京告急，董以惠随医疗队一路转战，先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参加战地救护。后来，根据战场形势和斗争需要，她又和战友们一起到汉口参加整编，并经长沙完成集训后，于1939年3月初辗转到贵阳图云关战地参与救护。
      抗战期间，董以惠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用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段屠杀中国人，甚至用霍乱、鼠疫等细菌战杀害老百姓的惨状。“伤兵源源不断，血肉模糊的重伤者很多，一个个痛苦万分的眼神在求救，我们常常昼夜不能合眼。”说起当年的境况，董老一度哽咽。
      “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大后方贵阳图云关的群山中，坐落着一个当时颇具规模的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陆军后方医院及美军27野战医院等，全盛时期大小医疗队有150个，医务人员及辅助工作人员三四千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支由波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医护人员组成的国际医疗援华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于1939年底编入驻扎在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以图云关为基地，奔赴各战区积极开展救死扶伤、转运援华药品、扑灭鼠疫等战地救护工作，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董老激动地说。
      有数据显示，在长达6年时间里，图云关医疗救护总队进行手术近20万例、骨折复位3万5千多人，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得到良好的医疗和护理，发挥了战地救护心脏的巨大作用。 
      1940年初夏，董以惠所在医疗队奉命调往江西峡江，协助后方医院工作。除抢救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部队的伤员之外，医疗队也为老百姓看病，并根据《日内瓦国际公约》，接受日本战俘伤员，一视同仁。但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侵略者却完全违背践踏该公约，对红十字会救护队驻地和救护车进行轰炸、扫射。
随着战势转移，董以惠和她所在的医疗队，先后被派往各地战场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董以惠被安排在上海戏剧学院从事医务工作直至离休。
      战争如此残酷，是什么让董以惠和她的战友坚持下来？“伤病员一张张痛苦的、绝望的面容，常在我眼前闪现。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有的才十几岁，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是为了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董老激动地说。
      

徐耀良：芦苇丛中藏医院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这熟悉的唱词，一定会让您想起现代京剧《沙家浜》，想起江南水乡的抗日烽火。不过，《沙家浜》只是艺术创作，当记者几经周折电话连线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原馆长徐耀良时，一座新四军后方医院的抗日传奇，便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
      “1939年5月，叶飞团长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团，与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等民间抗日力量会合，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并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一座后方医院。说是后方医院，其实距离敌伪据点只有几里路，且没有任何武装掩护，只是分散隐蔽在阳澄湖一带。药品紧缺时，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红汞、碘酒等。病房设在农家客堂、厨房或芦苇丛中，没有病床就用门板、小渔船代替。为避免敌人的多次围剿，医院经常在敌伪据点和湖区水网间四处转移。”
      “阳澄湖上芦苇丛生，是南方的青纱帐，有了这道天然屏障，敌情紧急时，乡亲们就可以抬着担架，摇着小船，将伤员藏进深深的芦苇荡中。敌人一走，他们马上趟水过河，到船上给伤病员送饭送药。敌人搜不到后方医院气急败坏，更加剧了经济封锁，严格控制各类药物进入阳澄湖地区，医务人员只好用土方法把鸡蛋壳烘烤后研磨成粉，给肺结核患者补钙；用硫磺粉加石灰水治疗疥疮；砖头烧热后热敷；用蒸笼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徐馆长回忆道。
1939年12月27日拂晓，驻昆山巴城的日军突围了曹家浜，农妇蔡阿妹最先察觉到鬼子的动静，她马上叫醒家中的四名女护士，将她们藏进屋后的稻草垛。乡亲们紧急行动起来，分头转移伤员，住在老乡家的医院副指导员严洪斌一时无法脱身，房东灵机一动，让他换上老父亲的棉袄和破毡帽，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渔民陈金生、陈金林兄弟的渔船上，躺着4名伤势较重的伤病员，眼见鬼子进村，他们机智地与敌人周旋，终于脱离了险境。
      日本鬼子猖狂扫荡，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没有退缩。“到1940年底，这座后方医院共治疗了上百名新四军伤病员，并于1939年11月组建了‘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次年4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同志到‘新江抗’担任司令兼政委，这支从阳澄湖后方医院走出的队伍最终发展成为一支威震敌胆的抗日劲旅。”徐馆长自豪地说。

 后记
　时间给这些曾用青春热血捍卫领土完整、民族独立的白衣战士嵌上了白发与皱纹，但他们用生命写就的历史，并未因70年的封存而褪色。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对信仰的笃定，对国家的忠诚，对战友的承诺以及对人民深沉的爱，因为他是如此真切和质朴。
因为有你，我们致敬历史；因为有你，我们无比自豪；因为有你，我们感恩当下，奋发有为。